系列之四:悬棺惊魂 《莲浦村里的鬼怪故事》

  莲浦村地处太行深处,四周山势险峻,多为悬崖绝壁,耕地稀缺。祖先们或许是为了节约耕地,人死后不埋在地下而是将棺木搁置于悬崖之上的岩缝之中,称之为“悬棺”或“崖葬”。这个习俗由来已久,据说与长江流域三峡地区的“悬棺”差不多处于同一时期。


 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,正是“文革”闹的轰轰烈烈的时候。这场运动有一项重要工作是清理阶级队伍。莲浦是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,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却走在了全县的最前列,原因是村里清理出一个“大特务”,此人名叫徐建超。徐建超小时候家境富裕,读了不少书,后来到国民党部队里当兵,还当了副团长,1947年解放石家庄战役中在清风店被解放军俘虏。徐建超曾给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当过一段时间副官,他被俘后向解放军详细坦白了罗历戎的情况,致使罗历戎也很快做了解放军的俘虏。战役胜利结束后,徐建超因有功劳按战场起义对待,解放后当了这个县的副县长,1965年因患肝癌去世。“文革”中,莲浦村有人向县里举报徐建超是国民党保密局的潜伏特务,说他是1962年准备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失败,最后郁郁不得志而导致肝硬化,最后转为肝癌病死。死后其家人也是用的悬棺崖葬。有这样的重大发现,县里自然十分重视,迅速派出三个人的专案组进驻莲浦村,专门办理徐建超一案,组长叫段大江。专案组在莲浦村查了一个多月,几乎把徐建超家折腾了个底朝天,却什么线索也没有找出来。当时,莲浦主抓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村革委会副主任是张老顺。村里人推选张老顺当副主任,一是因为他夜晚看羊,白天有时间做村里的“文革”工作,可以腾出一个人手参加劳动;二是张老顺为人诚实,心地善良,不祸害人。张老顺和徐建超孩提时代是同桌同学,两个人关系很要好。张老顺家里穷,身体又有残疾,干什么事情都不方便,徐建超经常帮助他,徐建超家经济条件好,上学用的笔墨纸张,也大都是徐建超给张老顺买。张老顺不相信徐建超是保密局特务,所以专案组在莲浦村办案受到他的抵制,不光不配合,还老拆专案组的台。专案组长段大江一气之下,向县里打报告,撤了张老顺的职,换了另一个革委会副主任主抓这项工作,这个人名叫孙耀祥。


  查证徐建超一无所获,专案组正准备撤离莲浦村,有一天,孙耀祥忽然找上门来向段大江汇报,说他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:这些日子晚上十点钟,置放徐建超棺木的那座大山的顶端,经常出现红色的信号弹。这是什么?这是阶级敌人进行联络的信号啊!信号弹充分说明,徐建超的罪证很有可能就在他的棺木里。这里不妨简单介绍一下孙耀祥其人。孙耀祥是莲浦村折腾最厉害的造反派头头。“文革”一开始,他就领着一伙人造反,夺了村委会的权,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,有句口头禅天天挂在他嘴边:造反派的脾气。举报徐建超是保密局潜伏特务就是他干的事情。经孙耀祥这么一提醒,段大江恍然大悟:好个老奸巨猾的徐建超啊,差一点儿让你蒙混过了关。好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革命群众眼睛是雪亮的,任你隐藏再深的阶级敌人也要挖出来。段大江当下拍板决定:由孙耀祥代理村革委会主任一职,集中全村人力物力财力配合专案组寻找徐建超的罪恶证据,这是莲浦村现阶段的头等大事,其他事情一律为此项工作让路。因为信号弹是在晚上出现的,孙耀祥就派了两个造反派干将去打开徐建超的悬棺。两个造反派干将,一个叫杨宝栓,一个叫崔根年,都刚满二十岁。开死者的棺椁,等于掘人家的坟墓,是绝子断孙的绝户勾当,千百年来被人不齿,在莲浦村更是遭人唾弃的行为,好人谁去干这个事情?杨宝栓和崔根年本来也不愿意去,可自己是造反派,又不敢违抗孙耀祥的命令。后来这事让张老顺知道了,他为了阻止造反派的行动,就放出风来说,打开死人的棺椁会招引鬼魂上身,天天闹病生不如死。这一来,吓得杨宝栓和崔根年更不敢去开棺了。原来他们的胆子也不大,敢造活人的反却不敢造死人的反。张老顺放的风传到孙耀祥耳朵里,气的他直跳脚,大骂张老顺:“这个看了半辈子羊的老家伙,干的都是见不到太阳的勾当,到处煽阴风点鬼火!”孙耀祥老早就看着张老顺不顺眼,想在“文革”中好好修理他一番,但他有时对张老顺也怵头,张老顺曾让人给他捎过这样一句话:我是个和鬼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。我连鬼都不怕,还怕你个孙耀祥不成?你小子要是祸害我,我就让鬼祸害你!妈呀,一个大活人,谁敢让鬼祸害?那还有个好吗?孙耀祥估计也是忌讳张老顺的“鬼”身份,所以就没有再惹他,但骂他却像家常便饭一样,怎么难听怎么来。骂了张老顺,孙耀祥又威胁杨宝栓和崔根年两个人:“为什么不去?莫非你们与徐建超有什么瓜葛不成?合穿一条裤子不成?”这句话可把两个造反派干将吓唬的不轻。在那个动乱的年月里,别的什么都不可怕,就怕站队站错了,如果没有站在革命群众队伍或被人认为没有站在正确路线一边,就是和阶级敌人合穿一条裤子有瓜葛,那就会被批斗的脱几层皮掉几斤肉,甚至还有丢掉小命的危险。杨宝栓和崔根年无奈,只好答应晚上去开徐建超的棺材。


  晚上十点钟,红色信号弹又在莲浦村后的高山顶出现,一颗连着一颗,红艳艳甚是好看,村里有不少人出来观看,有人还拍了照片。为避开徐建超家人和亲属的耳目,孙耀祥让杨宝栓和崔根年夜深人静时再采取行动。夜间零点过后,杨宝栓和崔根年带着斧头、凿子和手电筒悄悄地向村后的悬崖爬去。徐建超的悬棺离莲浦村约有五里多地,路倒是不太远,但路况差,坑坑洼洼、沟沟坎坎很多,极不好走,而且还要涉过一条河,穿过一片芦苇地。杨宝栓和崔根年一路跌跌撞撞来到徐建超的悬棺旁,拿出斧头、凿子,准备打开棺材盖。莲浦村有个风俗习惯,为防止野兽和飞禽噬咬死者尸体,盖棺后要在棺盖上钉上数根半尺长的大铁钉,固定的非常结实。要想打开棺盖,就必须先起掉这些大铁钉。杨宝栓和崔根年吭吭哧哧地费了大半天劲才起掉三根铁钉,还累的出了一身臭汗。两个人坐下来准备抽上一袋烟,休息一下再接着干。他们摸出火柴划火点烟。奇怪,火柴划不着;再划,还是划不着。满满一盒火柴快划完了也没有见到一个火星!这时,杨宝栓说:“是不是刚才我们过河时火柴浸水了?”崔根年说:“不可能,你摸摸,这火柴盒干巴巴的,怎么会浸水?”两个人正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忽然听见悬棺“咯吱咯吱”的发出了响声,起初声音较小,后来渐渐加大。两人连忙用手电筒去照。哎呀!棺盖上的大铁钉竟然自动蹦了出来,棺材盖子也晃晃悠悠的动弹起来,好像要翻过来似的。杨宝栓和崔根年一看这个情景,吓得脑瓜皮一阵阵发麻,也顾不得拿斧子凿子,慌慌张张地跳下悬崖就往回跑。


  杨宝栓和崔根年在前面跑,总觉得后面有人在追,而且还能听到“呼哧呼哧”的喘气声。那天晚上,天上的云层不厚,有点淡淡的月光。杨宝栓胆子比较大,想看看后面到底是个什么人,刚一扭头,就不由地大喊一声“我的娘呀”,吓得差一点儿晕过去——只见一个身穿国民党军装的高个子人正飞快地向自己扑来!杨宝栓和崔根年才刚刚二十岁,只是在书本和电影中见到过国民党军队的服装,他们听老人说徐建超曾经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副团长,但没有见过他本人。看来这个追来的人一定是徐建超,可他早在1965年就去世了呀,他的棺材还在悬崖上放着,怎么现在又活过来了呢?天爷爷呀,今晚我们可是真见到鬼了,是徐建超的鬼魂追我们来了!两个人吓破了胆,一边逃命一边不住地求饶:“老人家,求求您行行好别追了,饶过我们吧。我们俩也不愿意去撬你的寿材,是孙耀祥那个王八蛋逼着我们干的,胳膊拗不过大腿呀!”任他俩怎么求告,身后的人也不答话,依然马不停蹄地追过来。路本来就很不好走,况且又是在夜间,杨宝栓和崔根年不知摔了多少次跤,脸上碰的青一片紫一片,还碰破好几块肉皮,流了不少血。前面就是那条小河,两个人也顾不得脱鞋就下了水,浑身湿成了落汤鸡。过了河后,两个人跑着跑着,忽然觉得后面没有了声音。他们稍稍放慢速度细细地听,还是没有声音。怎么回事?难道徐建超不往前追了?两人试着回头看了看,嘿,果然不见徐建超的身影。好,终于摆脱了他的追击。于是,两人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,大喘着粗气,坐在地上休息,又脱下湿衣服拧水。杨宝栓得意地对崔根年说:“阴间的鬼魂毕竟不能和阳间的人比。我爷爷说过,阳间的人身上带火,阴间的鬼魂不敢靠近。”崔根年说:“不对。我爷爷告诉过我,阴魂不追湿衣人。看来河水湿了咱们的衣服,倒是因祸得福了。”两个人放下心来,在河边歇息了一阵,待鸡叫后才敢往家里走。


  天亮后,杨宝栓和崔根年向孙耀祥汇报了昨天晚上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,并表示无论如何也不敢去开徐建超的悬棺了,你愿意怎么整治我们就怎么整治,反正这缺德带冒烟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再干了。孙耀祥听了二人的汇报和表态,轻蔑地说:“我看你们俩造反派的劲头还是不足,革命性还是不坚强。世界上哪来的鬼魂?你们捉来一个让我瞧瞧?哼哼,说不定这是你们俩想偷懒编造谎言来骗我!”孙耀祥用手指着杨宝栓和崔根年,厉声呵斥道:“昨天晚上行动失败,说明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很不充分,感情很不深厚,态度很不积极。你们俩要好好反思,好好反省!”稍稍停顿了一下,又说:“这样吧,今天晚上我和你们一块去,我倒要看看这个徐建超是不是像哪吒一样长着三头六臂!”杨宝栓和崔根年一百个不愿意去,但最终又慑于孙耀祥的淫威,只好答应跟着他再去一趟。孙耀祥吩咐杨宝栓崔根年从生产队库房里找几根钻炮眼用的钢钎,用它来撬徐建超的悬棺。杨宝栓崔根年对孙耀祥说:“昨晚徐建超自己已经从悬棺离走出来了,我们还用拿钢钎去撬吗?”他其实俩实在是不愿意撬人家的棺材了。孙耀祥大喇喇地说:“你们还是嫩了点。徐建超能够自己走出来,也能够自己再钻进去。要不,他到哪里去?去你家?还是去你家?”杨宝栓和崔根年一听,连连摆手说:“可.....可别到我们家。”孙耀祥得意洋洋地说:“所以我说嘛,棺材是他的最好归路,他一定又钻到了悬棺里面,而且那些大铁钉又钉上了。不信一会儿去看。”


  时至半夜,孙耀祥带着杨宝栓和崔根年来到徐建超的悬棺旁。果然,棺盖上又钉上了大铁钉。杨宝栓和崔根年因为有了昨晚的经历,一见到这个悬棺身子就筛糠,连钢钎都拿不稳当,老从手里往下掉。孙耀祥不信神鬼也就不怕神鬼,在悬棺旁边没有半点惧色。他让杨宝栓用手电筒照着亮光,自己抄起钢钎去撬棺材盖。不料,奇怪的事情再次发生,这回事手电筒怎么也照不亮了。是不是电池没电了?孙耀祥问。不会的,我来时刚换的新电池。崔根年说。杨宝栓和崔根年想到昨天晚上化不着火柴的事情,心里非常害怕,一个劲儿往孙耀祥身后躲。孙耀祥的火气上来了,攥着钢钎狠劲地向悬棺戳去。这时,忽然悬棺又“咯吱咯吱”地响了起来,声音一阵大过一阵。紧接着,棺盖也像昨晚那样晃悠起来,眼瞅着就要翻过来。杨宝栓和崔根年见状惊慌失措,大喊一声:“快跑,徐建超又出来了!”喊罢,跳下悬崖没命的往回跑。孙耀祥自恃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,又是莲浦村的革委会主任,是领导干部,怎么也不能混同于两个小孩子,就没有跟着跑,而是壮了壮胆子,朝着悬棺狠狠地踢了两脚。棺材盖子本来就要翻过来了,加上孙耀祥这两脚的劲道大了点儿,“啪叽”一声,就翻过来掉到了地上。孙耀祥寻思,也好,你自己掉下来了,省得我再费力气撬了,就伸手到棺材里去摸。他的手刚刚摸到棺材沿儿,突然,从棺材里“腾”地站起一个人来,高高的个子,身穿一身中山装。孙耀祥过去见过徐建超,现在虽然看不清他的脸面五官,但从他那高高的身材和穿衣打扮来看,确定是徐建超无疑。难道徐建超还活着?这可是天大的怪事!看来,杨宝栓和崔根年所述千真万确,孙耀祥不信也不行了,也害怕起来。他本能的将手中的钢钎用力掷向徐建超,随后从身一跳,跳下悬崖,狼狈不堪地往村里跑去。


  跑到河边,孙耀祥也顾不得脱鞋挽裤脚,慌里慌张地就下了水。过河后还要往前跑,却发现先前跑走的杨宝栓和崔根年正在河边坐着休息。孙耀祥慌慌张张地说:“徐建超追上来了,你们不赶快跑,怎么还坐在这里歇着?”杨宝栓说:“我们是在等着你。”崔根年说:“主任放心吧,有这条河挡着,徐建超不敢追过来。”孙耀祥这时也忽然想起莲浦村“阴魂不追湿衣人”的古语,这才定下了神。他脱下湿衣服,刚说要拧拧水,无意中一抬头,大叫一声“不好!”扔下湿衣服就跑。杨宝栓和崔根年闻声往河边一看,也顿时傻了,只见孙耀祥踩着水面飘飘悠悠地追过来了。看来“阴魂不追湿衣人”的古语靠不住,还得跑。于是,他俩跟在孙耀祥身后,又没命地跑起来。


  三个人跑到芦苇地边,孙耀祥想起村里老辈人说过,芦苇也是辟邪之物。过去村里死了人,就在棺材里扔一根芦苇,为的是不让阴魂回来闹事。这些习俗都在“文革”中被孙耀祥领着造反派当做“四旧”破掉了。现在这个紧急关头上,不知道这些这条古语还灵不灵,管它呢,先钻进去试一试再说。如此想着,孙耀祥一头钻进了芦苇丛,杨宝栓和崔根年也跟着钻了进去。嘿,还不错,徐建超没有追进来!三个人惊魂甫定,躺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。杨宝栓和崔根年对孙耀祥说:“主任,咱们就别查徐建超的什么罪证了。听村里的老人说,那是一个好人,不光战争年代为人民立了大功,当副县长时也给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,咱们莲浦村也跟着他沾了不少光。他怎么能是国民党特务呢?还有,咱们这半夜三更来撬人家的棺木本来就是丧良心的事,现在又被人家追的屁滚尿流,这又何苦呢?”这个时候,孙耀祥也有些后悔。他本来是想利用这次运动替自己捞个一官半职,为了表现积极,就编排出徐建超是国民党保密局的潜伏特务,其实根本就是没根没梢的假话。不料,他把情况汇报上去后,县里还挺重视,派了专案组来把事情给闹大了,自己想回头也来不及了,只能一脑袋扎到底,豁出去了。今天晚上的事情,看来也是老天报应,我不放过人家的阴魂,人家就不放过我的性命。倘若我要再不依不饶地死磕下去,没准儿最后也得变成阴魂一缕。现在,听杨宝栓和崔根年这样好言相劝,孙耀祥也就坡下驴地说:“好,就听你们俩的,不查了,他徐建超爱是啥是啥。明天,我找专案组段大江提建议。”


  三个人万万没有想到,专案组长段大江驳回了孙耀祥的建议,坚持要与徐建超死磕到底,并严厉批评了孙耀祥半路动摇向坏人妥协的错误思想。为了说服段大江,孙耀祥只好把这两个晚上撬悬棺的奇怪经历说给他听。段大江一阵哈哈大笑,说:“天方夜谭,天方夜谭啊!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烧的今天,莲浦村竟然还发生这样的事情?不可能,绝对不可能!”孙耀祥和杨宝栓、崔根年都说:“是我们亲眼所见,不会有假的。”段大江说:“退一万步讲,即便真有其事,我们也要坚定不移地查下去。徐建超越是这样,就越说明他心里有鬼,就越说明悬棺里有见不得阳光的东西!”段大江下了死命令:今晚再去,我们专案组的人也去。再去几个民兵,带上枪,咱们来个三探悬棺,他徐建超还能追出来?我倒要看看,是他徐建超的阴魂厉害,还是我的枪杆子厉害!看到段大江态度如此坚决,孙耀祥也就不敢再说什么,勉强同意今晚再去一次,但坚决反对民兵带枪去,他向段大江解释说:“我们的行动本来就是秘密进行的,不能让村里知道。如果枪响,引起群众的不安和骚动,那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。”段大江觉得也有道理,就撤销了带枪的命令,但要带几个民兵去以壮声势。夜幕降临时,一干人马第三次悄悄地向徐建超的悬棺摸去。


  与前两次不同,这些人刚刚来到悬棺旁,就依稀发现悬棺边站着一个人,高高的个子,穿一身烟色绸布长衫。这身打扮,段大江不懂,但孙耀祥、杨宝栓和崔根年却非常熟悉,这是当地死人入殓时穿的衣服,俗称‘丧服’也叫“殓装”。孙耀祥把嘴伏在段大江耳边小声而惊恐地说:“这就是徐建超。”段大江其实早看见了面前这个人,但并不认为是徐建超,而认定是村里的人装扮成这个样子来吓唬他们的,于是,大声地呵斥道:“你是谁?敢在这里装神弄鬼!”话音刚落,悬棺旁的人突然开口讲话:“我是徐建超,已经在这里恭候各位多时了。”声音不大,语气幽幽地,就像从冰窖里吹出来的一股股冷风,让人听了直打寒噤,起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孙耀祥和杨宝栓崔根年一听阴尸开口讲了话,早吓得魂不附体,掉转身子想跑,被段大江一把拽住胳膊,不让走。这时,只听徐建超又冷冷地说:“我是鬼,可我从来没有害过人;你们是人,可总想着害人。不光害人,连鬼都不放过。这哪里还是人?你们是狼,只不过披着一身人皮而已。”徐建超往前走了一步,继续幽幽地说:“你们不是要查找我的罪证吗?有,就在这口棺材里面,你们自己来拿吧!”徐建超的声音越来越冰冷,周围的人都禁不住打起了哆嗦。徐建超把手一招,向段大江一伙人做了个“请”的姿势。徐建超在前面站着,谁还敢到他棺材里找东西?孙耀祥和杨宝栓崔根年终于忍受不了惊恐心理,挣脱了段大江的手掉头就跑,几个民兵也跑了。专案组的人都是县城来的,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景,此时此刻也慌了神,刚才只是怕孙耀祥笑话才硬撑着,现在见孙耀祥几个早已跑得无影无踪,也不愿意硬撑着了,段大江转身就跑,其他人也跟着往回跑,连徐建超送到手边的罪证也不敢要了。


  段大江这几个人对莲浦的地形不熟,加上又是夜间,虽然有月光,但还是看不清路,一路上被石块和土坎絆的跟头骨碌,碰的头破血流。更要命的是耳边忽然响起徐建超那冷冰冰的声音:“拿到罪证再走啊,怎么能白来一趟呢?”显然,徐建超在后面追赶着他们。段大江几个人跑得正在精疲力尽之际,突然听见孙耀祥在前面喊:“段组长,快进芦苇地,芦苇地辟邪,徐建超不敢进来!”段大江几个人差不多是连滚带爬地钻进了芦苇地,上气不接下气地仆倒在芦苇丛中起不来了。歇息了片刻,几个人慢慢的定下神来准备起身再走,一抬头,发现徐建超就在前面立着,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这一回,吓得几个人马上又瘫倒在地上,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过了半晌,孙耀祥才壮着胆子,结结巴巴地问徐建超:“你.....你是......是怎么进.....进来的?你.....你怎么过.....过了河?芦.....芦苇地可.....可是辟邪的,阴魂进.....进不来.....来的!”徐建超“嘿嘿”着冷笑了一声,说:“前面那条河过去一到夏天就闹水灾,乡亲们深受其害。是我任副县长期间,领着人在河的上游山上栽了树,控制了水土流失保护了植被,又在河上建起一座拦水坝,这才从根本上杜绝了水患。我与这条河有着很深的感情。你们说,它能拦住我吗?”徐建超越说越激动,也显得有些气喘吁吁。他休息了片刻接着又说:“还有这大片的芦苇,也是我带着莲浦村乡亲们种的。咱莲浦村的老百姓喜欢吃粽子,可村里不产芦苇,只好从集市上买苇叶。有了这片芦苇地,乡亲们再包粽子吃就方便多了。芦苇地与我也有很深的感情。你们说,它能不让我进来吗?”孙耀祥等人这才明白河水、芦苇地挡不住徐建超的原因。这时,杨宝栓也问徐建超:“它们既然挡不住你,那为什么第一天晚上你不过河,第二天晚上你又不进芦苇地呢?”徐建超叹了一口气说:“我不愿意再追你们,是想提醒你们不要再找我的麻烦了,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,犯得着吗?谁知道你们竟然把好心当做驴肝肺,不光还要来而且人越来越多。我已经隔世为人数载,骨头也快烂掉了,你们还不放过我,仍然搅得我不得安生。你们.....你们这是作孽呀!”徐建超大声呵斥着,段大江一群人在悄悄地听着,大气也不敢出。也许是看出徐建超并没有恶意,也不想特别为难他们,崔根年大着胆子又问:“前天晚上你穿的是国民党的军装,昨天晚上穿的是中山装,而今晚又穿这身‘殓装’,这又是为什么呢?”徐建超听了,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:“军装是我穿的时间最长的衣服,虽然是国民党部队,但我年轻时的理想是报效国家。我穿着这身衣服和日本鬼子做过殊死搏斗;中山装是我当副县长时穿的衣服。唉,现在这身烟色绸衣却是我在阴间永不离身的服装了。我这样做,无非是想告诉你们,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已经隔世为人的徐建超。”停顿了一下,徐建超又说:“你们不是要找我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的证据吗?我给你们带来了。”此话一出口,段大江等人赶紧抬起头来看,隐隐约约看见徐建超手里拿着一个旧军用水壶。徐建超说:“这个水壶是我当兵时常常带在身边的。有次和日本鬼子打遭遇战,水壶替我挡了一颗子弹,它虽然破了一个洞,但却救了我一条命,所以,多少年来,我一直带着它不离不弃。去世时,我身无长物,就嘱咐家人把这个水壶放到我棺材里去。我愿意和它生生死死在一起。不过,现在你们可以拿去了。”说着,徐建超把水壶放在了一根芦苇边。“至于信号弹,”徐建超又说,“那个与我无关,但我知道它的来历,只是不能讲,这是国家机密。如果有可能的话,以后你们自然会明白它的来历。”段大江等人正在琢磨徐建超这句话的含义,突然听到他竟然带着央求的口气说:“我早已经隔世为人,请你们发发善心别再打搅我了好不好?”段大江、孙耀祥互相对视了一眼,转而朝着徐建超轻轻地点了点头。这时,徐建超长舒了口气,接着说:“我还有一事相求,希望你们能够答应。”段大江说:“请讲。”徐建超说:“莲浦村有我一个儿时的好伙伴,请你们代我向他问个好。”段大江不是本地人,不知道这个人是谁,但孙耀祥知道他说的好伙伴是谁,就接过话头说:“你说的是看羊的张老顺吧?”徐建超点点头。孙耀祥也点点头说:“没问题,这个好我一定能带到。”徐建超说:“张老顺常年夜间看羊,他见不到我,但我能见到他。遗憾的是阴阳两隔,不能和他打招呼罢了。张老顺是个好人,在这次运动中,因为我的原因他受了不少委屈,我对不住他呀!”孙耀祥听了,脸“刷”的一下红到了耳根,不敢与徐建超对视,眼睛转到了一边。这时,远处传来一声鸡蹄,徐建超身形一晃没了踪影。


  天蒙蒙亮了。段大江一行人来到徐建超站立过得地方,确实捡到一只破军用水壶,绿漆几乎掉光了,壶壁中间有核桃大小的一个洞,补着一块白铁皮。孙耀祥把水壶拿在手里端详了半天,始终没有发现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,更说不上与信号弹有什么联系。这几个人久久地回味着徐建超的话,不知是良心有所发现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,竟在天大亮之前又把水壶放到了徐建超的悬棺内。他们发现,正如徐建超所说,悬棺里除了一把白骨就是这个水壶,别无它物。回村的路上,段大江、孙耀祥等人达成一条协议:有生之年,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


  回村后,段大江带着专案组撤走了。孙耀祥和杨宝栓崔根年也先后躺在炕上装病不起。查找徐建超罪证的骨干力量走的走“病”的“病”,别人更不愿意查问此事,久而久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
 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,莲浦村来了一位干部模样的人,此人六十多岁的年纪,名叫姚玉山。他找到村主任说希望承包莲浦村北那5000多亩荒山,要在山上栽树。村主任就是当年开徐建超悬棺的杨宝栓。他有些奇怪,这几年,城市里的退休干部到这里承包荒山的人不少,但从来没有人承包村北那片荒山,因为那里自然条件很差,处处悬崖绝壁,还有许多悬棺,都怕以后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。这个姚玉山怎么不在乎这些呢?姚玉山对村主任讲了其中的原因,杨宝栓大吃一惊,同时也彻底揭开了深藏在他心中三十多年的一个谜团,就是那些红色信号弹的来历。原来,1964年,国家为适应准备打仗的需要,在山区大搞三线建设。国家在这个县的最北端深山里建立了几个兵工厂。由于是国防工业,所以都严格保密。这些工厂都是用的代号。其中有个三三七厂是生产信号弹的。产品出来后,要检查质量合格与否,常常在夜间进行发射试验。于是,莲浦村的老百姓也就常常看见村北山顶的信号弹。兵工厂的事情,主管全县工业的副县长徐建超当然知道,但他遵守保密规定,直到去世也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,莲浦村的老百姓就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“文革”期间,怀疑一切打到一切,徐建超又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副团长,孙耀祥就把信号弹的事情死命地往他身上扯,后来又发生了三探悬棺的惊险经历。杨宝栓记得那天晚上徐建超说过,信号弹的来历你们以后总有知道的时候,谁知却是在三十多年以后了。这时候,三线兵工厂的事情国家已经解密了。


  姚玉山那年大学毕业来到三三七厂,工作了20多年,后来提升为厂领导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三三七厂搬出深山迁往省城,但姚玉山始终忘不了深山里的一草一木,晚上做梦时常在山上放信号弹。退休后,他想倾其所有储蓄来承包原厂址周围的荒山,并做了终老山林的打算。姚玉山的一片赤诚之心深深地感动了杨宝栓,同时他也希望徐建超的悬棺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密林,让徐建超在青山绿水中得到安息,也算弥补了自己当年无理折腾人家的亏欠。所以在承包费上,杨宝栓给了姚玉山提供很多优惠条件。后来,杨宝栓得了肺癌,弥留之际,他把当年三探徐悬棺的秘密告诉了姚玉山。当时孙耀祥和崔根年等人已经去世,活的岁数都不大。姚玉山在三三七长见过徐建超,就在邻近徐建超悬棺的地方选了一块墓地,准备去世后与徐建超长相厮守。几年后,姚玉山也一病不起,临终时,又把这段往事告诉了张老顺。他觉得这件事情挺有教育意义的,应该让人们记住这个为老百姓办过好事的徐建超,也不能忘记在那个动乱年代里发生超乎寻常的怪现象。而这一切一切,自己讲出来不合适,通过张老顺的嘴让世人知晓最好。张老顺也觉得为老朋友徐建超正名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,于是就有了这一篇《悬棺惊魂》。


作者:司马青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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